自1895年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建立至今,我国高等教育已走过了120多年的历史。其间,伴随着多舛的国家命运,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是几经浮沉。
在天津大学大学文化与校史研究所所长、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王杰看来,这一发展过程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和使命,那就是兴学强国。
那么,兴学强国与我国高等教育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与当前的“双一流”建设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一种正确的精神信仰
《中国科学报》:您是如何理解现代大学的功能的?
王杰:从功能上讲,世界上的大学大概有三个功能的发展,第一个是教育功能,指的是大学的使命是教书育人;第二个是德国教育学家洪堡提倡的那种模式,把学术研究置于教学之中;第三个是美国提出的服务社会的理念。这就是近代高等教育的三个模式:传统大学以教育、教学为主;现代大学是教学、科研、学术相结合;当代大学要加上服务社会的功能。
今天,我国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双一流”。在这里,“中国特色”是一个定语。就是说,“双一流”首先应该具有中国特色。
那么,这个中国特色指的是什么?在我看来,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兴学强国。
《中国科学报》:什么是兴学强国?您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其与大学文化的关系?
王杰:在我看来,办大学就是办文化。
在中国,文化的定义很多,比如《易经》上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即文化就是人文化成,而教育正是教化人以成人,就是通过教育,把自然人变成社会上有价值的人。
大学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所从事的正是这样一种对于人的文化的教育和文明的塑造,这是大学的本质。大学的本质是教育人、改变人。
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讲,文化就是人的实践所产生的成果。对高等教育来说,它是人文因素,是一个人文汇集的地方,是精神高地。在这样一个精神高地,我们首先应该给人以信仰。
我们的大学是应该有正确信仰、正确价值观的大学,我们所培养的人是应该有正确的信仰、正确价值观的人。作为学术研究,可以谈学术自由,但是作为学术自由中的内容,就应该是在正确信仰基础上的自由。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带来危机甚至灾难。
西班牙思想家奥尔加特·加赛特说,信仰体系就是时代的文化,信念是每个人生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就醉生梦死了,对这社会不会有贡献,对自己的人生也不会负责任。
所以,大学首先是信仰,兴学强国就是一种信仰,它是近代大学的奋斗历史,是近代中国大学的信仰追求,这一点和西方大学是不一样的,它是中国高等教育实实在在走出来的一条道路。
现代大学的精神元始
《中国科学报》:兴学强国与我国现代高等教育有着怎样的渊源?
王杰:中国一百多年来的近代史,既是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又是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同时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成长史。中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现代高等教育,不是像西方大学那样在社会工业化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是诞生于国家危亡时刻的需要。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国才有了自己办的现代学堂,但属于技术教育层次,不仅培养的人才量少,而且水平也比较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国人才猛然醒悟,中国与西方之间不仅是物的差距,更是人的差距。于是,培养高层次人才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并于1895年建立了北洋大学,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口号。
所以说,现代高等教育是在内忧外患下建立的,目的就是兴学强国。它与西方高等教育不一样,并非社会组织的一种自然分工,而是带有强烈的使命感和信仰追求。这种信仰追求的目标就是兴学强国。
随后,盛宣怀于1896年创建南洋公学,提出“以培养一等人才为目标,精勤进取,笃行不倦”;李瑞芬于1898年建立京师大学堂,提出“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
可见,在199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前,几所大学的创建思想内涵都有兴学强国。
《中国科学报》:在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中,是否还有贯彻兴学强国使命的必要?
王杰:自北洋大学建立以来的120多年间,不管是清末的洋务运动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高等教育,都是在走强国之路,而在这条路上,兴学强国始终是其精神定义。
可以说,兴学强国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四大模式之一,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大学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这种价值观,从中国近代大学一开始出现一直到现在的强国梦,都是一脉相承的。
其实,我国不只是高等教育在兴学强国,其他行业也都在追求着强国梦,因为我国民族存亡的危机直到现在都没有解除。这一点,只要看看严峻的国际形势就一目了然了。
作为现存唯一一个四大文明古国,尤其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下,我国高等教育更是要走一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道路,最突出的就是兴学强国这面旗帜不能倒。
我国大学是有自己文化特色的,如果把我国高等教育比作一棵大树,那么,我们的知识构成就是以民族文化为根,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为魂,以科学技术的发展蓬勃为冠,以兴学强国为生命力。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成长壮大。
教育模式的全新突破
《中国科学报》:在推动我国“双一流”建设的进程中,兴学强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王杰:现在通常所讲的世界一流,其实是以美国大学为标准,因为在世界一流大学排名中,前十名主要是美国大学,前一百名也有近一半是美国大学。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一直在学习美国的教育模式,很多大学提出了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国际化的发展道路。
当然,美国教育先进,我们主动学习的态度是正确的。但学习了这么多年,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教育模式所存在的问题。
如今,就像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样,我们学习美国教育模式也面临着一个临界点,要想实现突破,就得在学习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特色。我认为,突破点就在于兴学强国的观念,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突破。
在“双一流”建设中,我们不是追求西方标准上的世界一流大学,而是追求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而这个特色就是兴学强国,具体来说,包括植根于传统文化、文化创造力等。
如果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看未来的话,我国的大学肯定是在中国特色前提下的世界一流大学,不是美国大学的翻版,而是完全有中国特色、中国内涵的自己在实践中走出来的一条新道路。
来源: 《中国科学报》2017年0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