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斯坦福大学通过“生物跨学科研究计划”取得巨大成就，哈佛大学等知名院校迅速借鉴这种新的学科发展战略，设计并采取了一系列跨学科建设战略，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显著成效。进入21世纪，“跨学科合作”已经成为许多大学制定学科创新政策、获取知识创新优势的重要战略措施，我国部分一流大学也相继进行了跨学科研究计划或跨学科院系建设，并对大学跨学科建设中的管理问题进行研究与探索。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大学跨学科建设在实践和研究中侧重于对成功经验的认识和把握，缺乏对跨学科建设风险的认识和管控，导致跨学科建设出现缺乏管理创新能力的问题。

　　笔者观察了国内5所大学的近20个跨学科合作研究计划或组织发现，其中近一半的跨学科研究计划并未取得显著成效甚至可以说从开始就陷入困境。其中，大学跨学科合作研究容易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①盲目跟随与追求跨学科研究的跨学科建设跟风。部分跨学科科研项目是在缺乏足够的学科创新优势汇聚和创新能力的前提下，硬性地去推动多个学科按照跨学科研究方式开展合作，导致跨学科研究仅仅是简单的学科合作研究。这种简单的学科间合作并未给参与人员带来显著收益，最终导致整个研究计划从启动就陷入困境。②对自身学科和跨学科合作的发展阶段认识不清。导致跨学科合作研究计划缺乏持续性，部分跨学科研究在初期项目完成后缺乏持续创新能力，导致跨学科合作研究在取得阶段性成效后开始逐渐进入衰减困境。个别跨学科研究计划缺乏与原学科的持续协同创新关系，缺乏来自学科创新的有力支撑，导致跨学科研究团队缺乏坚实的知识源泉。③过度依赖1～2个主导学科或新兴学科的知识共享。导致整个合作过程中参与学科存在过多的“搭便车”现象，当主导学科或新兴学科本身随着学科成熟而进入创新衰退期，导致跨学科研究难以获得高水平的原发学科隐性知识支持，使整个跨学科合作研究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风险。从上述观察来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大学跨学科建设与大学学科创新之间的复杂关系，跨学科建设虽然为学科创新提供了新机遇与新模式，但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素，对跨学科建设风险进行合理管控是当前大学推进跨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目前我国明确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大学跨学科建设作为重要学科创新战略措施，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对跨学科建设风险的科学认识，掌握大学跨学科建设风险的本质特征和内在机理，才能充分发挥跨学科建设的战略驱动效应，为我国高校落实“双一流战略”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管理思路和发展对策。

二、大学跨学科建设的主要风险要素

　　大学跨学科建设需要来自多学科的知识基础、科学问题、创新能力以及跨学科团队与组织、政策与合作研究机制等资源与环境的支持。上述资源与环境的差异与变化，都会对跨学科合作的发起及其成效产生影响。最需要引起注意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来自知识结构关系的“知识性风险”，即在不同阶段的知识创造过程中，由于跨学科知识整合出现危机，导致跨学科合作在相应阶段出现合作失效；来自跨学科合作计划生成的系列跨学科合作项目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组织融合危机，导致跨学科合作团队或项目陷入“组织性风险”，在未完成研究任务之前即进入组织失效状态；以及在跨学科合作关系中，由于合作组群的各种网络关系要素出现故障形成“网络性风险”，导致跨学科合作网络僵化或损毁，使跨学科合作关系难以为继。

（一）知识性风险

　　跨学科建设重在充分开发与利用大学内部多学科之间的合作研究资源，来获得更具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知识创造能力。跨学科合作是为了建构并提升多学科之间的知识创造合力。在多学科之间生成具有交叉性或跨学科性的科学问题并能够引起两个以上学科的共同关注和合作，是大学建立并发展跨学科合作关系的基础。这个过程是一个具有知识创造特征的结构化过程，以促成一个学科主动与其他学科交换知识为基础，共同建立对科学问题及其相关信息进行充分收集和整理的机制与行动，从而在大学内部建立起更具拓展性的隐性知识共享网络、学科分工协作以及资源整合机制。

　　借鉴野中郁次郎提出的SECI模型，可以进一步将跨学科研究合作看作一个充满结构性风险的知识创造过程，在知识创造的隐性化、外部化、系统化和扩散化等4个阶段都存在结构性风险，知识创造过程本身就是对不同阶段的结构性风险进行管控的过程。在跨学科合作过程中，也对应着四种跨学科合作的知识性结构风险：

　　1. 隐性化结构风险。跨学科研究通过不同学科之间缄默知识分享，来探索和发现具有跨学科性的科学问题。当跨学科合作缺乏更具潜力的跨学科性科学问题发现机制，或者合作研究人员之间不能形成更具潜力的科学问题，跨学科合作在隐性化阶段即将遭遇重大挫折。

　　2. 外部化结构风险。跨学科研究在发现跨学科性科学问题后，关键是形成对新的科研项目的有效假设与研究方案，需要对多学科成员的知识进行整合并形成科研分工。当跨学科合作不能形成有效的研究设计和知识整合时，跨学科合作就不能将潜在研究机会变成可行的研究方案，导致缺乏跨学科研究目标与计划而遭遇失败。

　　3. 系统化结构风险。跨学科研究计划在执行过程中，有机会通过多学科参与迅速实现对科学技术突破的系统开拓，迅速形成在某个相关研究领域的全面占领，对于扩大研究成果并争取学术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当跨学科研究计划缺乏相关学科参与或缺少一定规模时，就形成跨学科合作系统化风险。

　　4. 扩散化结构风险。“扩散化结构风险”是指在跨学科合作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关键失效因素，它们在不同跨学科知识创造环节产生不同的失效机理，最终对跨学科合作的知识共享、目标确定、系统扩展或知识扩散和团队结构造成危害。一般说来，当知识系统化之后，既面临着能不能在更大范围内传播的问题，也面临着研究人员倾向于从知识传播中获利而失去寻找新的知识创造机会的风险。跨学科新知识面临着如何向其他领域进行传播的问题，尽管跨学科研究参与者具有新知识传播的天然优势，比如将跨学科新知识应用到自身原有学科领域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但当跨学科研究参与者过度寻求新知识传播收益时，将导致整个跨学科团队原始创新能力的弱化。如何在知识扩散中掌握好“参与度”并建立起向其他领域主动传播的知识扩散机制，是提升新知识扩散化成效并控制相关风险的关键任务。

　　因此，要建立起具有可持续性的跨学科合作研究机制，关键是要及时识别跨学科研究过程中的各项结构性风险因素并采取相应的管控办法，推动相关学科之间形成更具竞争力的知识整合关系。

（二）组织性风险

　　大学跨学科建设具有鲜明的组织创新要求，即追求通过在传统学科组织体系外建立分解与重构机制，形成更具潜力的研究机会与项目的动态组织能力，从根本上说是对学科内部的结构惰性的改革并建立起快速响应机制。跨学科研究人员提出一个创新性的合作研究计划，这种跨组织的知识合作要求对合作研究组织本身进行持续调整，包括跨学科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关系、跨学科项目团队管理模式及其合作激励政策等进行调整，而当更多的调整结合到一起时，对跨学科合作组织稳定性与持续性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这给跨学科组织整合过程带来组织层面的生态性风险，各种调整本身可能在促进战略优势形成的同时也可能导致相关优势瓦解，同时需要的各种调整导致跨学科组织过程充满失败风险，从而导致风险加速进化。

　　首先，在学科整合过程中经常存在组织惰性风险。跨学科建设过程伴随着学科形态在多个层面的组织调整过程，跨学科合作小组、跨学科合作研究团队、跨学科规划委员会等组织都要主动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形成自行调整组织的策略与结构，以适应跨学科研究的新环境与新形势。从组织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大学跨学科建设的组织创新关键是要处理好组织稳定性风险：一方面，要处理好如何防止组织惰性问题，即在形成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跨学科研究合作项目团队后，如何在未进入衰退期前即自行重组与转型。另一方面，要防止组织脆性风险，即避免合作者因不适应而在萌芽期遭遇失败。

　　其次，在规模合作中更容易引发成员之间产生竞争的风险。在大学内部，学科既是特定科学领域的知识系统，又是特定成员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大学教师作为学科成员，通过主动适应知识系统调整来推动大学学科创新。大学跨学科研究作为一种学科调整方式，通过多学科合作形成规模研究优势，可以成为学科竞争力的来源之一。但通过多学科合作来形成新方向和规模化优势的同时，也将大学教师引入到更具知识复杂性和组织复杂性的新领域和新环境，从而为大学学科创新带来新的创新风险和组织风险。

　　从科研合作的规模效应来看，大学跨学科研究主要存在两种组织性风险模式：首先是跨学科研究本身需要一定的合作规模。与学科研究有所不同，跨学科研究本身需要的知识资源更丰富，客观上要求形成更具规模的组织合作形式。但是组织规模扩展的过程，也是科研合作本身复杂化的过程，带来更多的科研组织管理风险。从笔者观察到的实践经验来看，规模较大的跨学科合作更具有存续周期上的生存优势。其次是跨学科合作本身伴随着多层次的成员竞争，主要是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竞争。

（三）网络性风险

　　大学跨学科建设是寻求在校园内部空间集聚优势基础上的建立具有根植性知识创新优势的合作研究网络组织，其根本任务是建立更具多样性、更具知识共享导向的学科间知识创新网络关系。借鉴网络结构理论可以发现，大学跨学科合作呈现出典型的科研合作知识创新网络特征：

　　1. 具有组织网络特征。不同学科的大学教师和其所拥有的知识资源、大学及不同学科提供的科研设施资源和科研资助、多学科成员之间形成的知识创造活动，共同组成具有网络特征的跨学科合作研究关系，大学教师、相关资源和科研行动相互联系、协同创造。学科之间的跨学科合作网络关系，在本质上是处于大学和学科之间的中介组织。

　　2. 具有网络聚集特征。跨学科合作的学科或教师通常以本地竞争者及其支持协作机制来获得科研优势，形成网络关系。但在网络聚集的中后期，也可能因为缺乏对外部动荡环境的主动适应，而导致单一学科创新能力衰落和跨学科合作关系僵化，而失去跨学科知识创造弹性的源泉，导致学科和跨学科群体对外界科学发展态势的反应迟钝。

　　总的来说，在跨学科合作研究网络中，跨学科研究者、科研资源和合作研究活动彼此依存，跨学科研究人员之间通过网络协作与竞争的科研行为，来实现对知识资源和科研基础资源的有效利用。大学跨学科合作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网络性风险：

　　首先，网络结构的差异带来风险机理的不同。常见的跨学科合作网络有中心型、联合型两种模式，前者存在着一个起主导作用的主导学科及其核心团队成员，为参与学科及其成员提供知识或研究机会支持。在初期容易组建，但易形成其他学科成员对中心学科团队的路径依赖，中心学科和其他学科成员之间是单向知识传递关系，其他学科的自主创新和发展能力容易衰落。联合型缺乏主导学科或核心团队，因此不易建立，需要在信任关系、资源整合以及政策支持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其次，大学跨学科合作过程中存在着内部化风险。随着跨学科合作研究网络的形成，大学内部各种学科资源得到进一步整合和开发，容易形成相对固定的跨学科合作“小团体”。并且由于小团体内部的合作关系日渐紧密，导致参与者不再主动寻求更具竞争力的外部合作机会，形成在特定学科之间的跨学科路径依赖性，客观上形成了跨学科合作网络的内部化风险，导致跨学科合作随内部化程度日益增加而呈现出学术竞争力下降态势。持续提升跨学科的知识交叉水平是跨学科合作研究的重要目的，这就要求跨学科合作过程中要坚持建立开放式心智模式，主动抵制来自成功合作所产生的路径依赖，不断寻求更具竞争力的跨学科合作机会并促进更大程度的学科联合机会。

　　第三，在跨学科合作网络中研究人员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风险。当大学内部成员结成跨学科合作关系时，会产生建立和维持网络关系及其结构的新成本，科研合作容易存在不完全性、机会主义和偷懒行为，均可导致科研合作网络成本增加，从而削弱大学教师之间试图建立并延续的跨学科合作网络优势。同时，一些大学教师在参与中更倾向于获取知识而非贡献知识，志在通过整合他人知识来形成更新颖的“隐性知识”，通过“搭便车”行为来促进自身学术竞争力提升，但却导致整个跨学科网络合作成本的上升。

三、大学跨学科合作风险的传导机理

　　大学跨学科建设既能通过学科交叉与合作，增强学科持续创新的能力，又将跨学科建设作为抵抗传统学科进入稳定期和衰退期的重要战略举措。跨学科合作过程是在大学内部不同学科成员之间建立组织化的科研合作过程，客观上也遵循从萌芽期、成长期、稳定期到衰退期的学科生命周期规律。由于跨学科合作本身存在三种界面性的合作关系，知识界面、组织界面和网络界面都存在相应的风险机制，并且在跨学科合作过程中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尤其是在网络风险带动下产生多界面波动效应，使不同风险之间互相传导并持续增强。

　　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外近20所大学的跨学科研究计划进展情况的观察，笔者发现大学跨学科合作计划进入实施阶段后存在多种风险因素，部分大学跨学科合作计划甚至在实施初期就开始陷入困境。对这些风险因素及其影响进行归纳总结，发现这些风险因素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与大学跨学科合作研究计划的实施阶段本身相适应，导致跨学科合作迅速陷入衰退状态。而长期获得成功的大学跨学科研究计划通常都形成了避免快速衰退的机制，并且建立了长期的可持续性跨学科合作机制，推动跨学科研究进入萌芽和成长阶段。

　　一所大学如果要让跨学科建设本身保持可持续竞争力，需要尽可能降低跨学科建设本身的周期性波动风险，避免跨学科合作过早陷入衰退。这就要求大学要重视对跨学科合作风险进行合理管控，对知识性风险、组织性风险以及网络性风险进行合理管控，尤其是要对不同阶段的跨学科合作风险的复杂性、主导因素及其传导机制进行深入认识和把握，才能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并及时对风险因素进行治理。

（一）萌芽期风险形成机理

　　跨学科研究组织诞生于对跨学科性的隐性知识的构想过程。这是一个跨学科性的科学假设的提出过程，也是不同学科成员之间的缄默知识进行主动交汇、集体识别并达成研究共识的过程。大学通过形成跨学科合作来建立更为复杂的知识系统，从多样化的知识间结构关系来获取创造力。这个过程的根本任务是如何促进一个学科主动与其他学科交换知识，对共同问题及其科学信息进行充分收集和整理，建立隐性知识共享网络、学科分工协作以及资源整合机制，最终形成更具创新竞争力的跨学科性隐性知识网络。

　　大学内部的知识间结构关系的多样性水平是决定跨学科合作研究能否产生的基础。多学科之间的潜在知识结构越丰富越能够提供更具操作性的跨学科合作机会，多学科间的知识共享关系越容易建立，越有助于跨学科合作研究团队的形成。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大学如何促使不同学科成员之间对隐性知识进行共享，形成有利于知识传播、科研合作以及竞争更高水平的科学发现优先权的大学文化与科研资助政策等组织网络要素，以及形成更具有隐性知识优势和科学发现能力优势的跨学科知识网络。

　　大学内部跨学科合作在萌芽期的风险主要是缺乏跨学科组织要素、跨学科知识要素及其相互促进方面的有力支持：①缺乏活跃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共享氛围，大学管理部门和领导层缺乏对来自不同学科之间的敏锐识别和勇于打破科研管理体制的科研组织领导力，大学跨学科合作往往难以得到更多学者的支持和参与，导致大学内部的跨学科合作成为个别学者之间的小团体合作行为。②是否具有规模化的跨学科隐性知识基础以及已经萌发出跨学科合作兴趣的大学学者群体，通常既直接决定了跨学科隐性知识能否大量提出以便催生出更多的小规模跨学科合作团体，又能够间接地推动并唤醒大学领导层对跨学科合作研究的重视。更多较低层次或缺乏多学科研究优势的大学，在推动跨学科合作研究计划时，往往缺乏多个学科之间充足的跨学科知识供给，在计划实施不久就开始陷入知识整合能力缺乏持续性的困境。

（二）成长期风险形成机理

　　跨学科研究发展于跨学科性知识的显性化过程：很多跨学科问题被明确提出并得到参与学科的确认和支持，推动形成更具体可行的跨学科研究项目，推动更多的跨学科合作研究课题提出，并择优组织相应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团队。如何提出更具确定性的跨学科研究课题并找到更具竞争力的关键研究人员，是这个阶段推进跨学科建设的核心要素，同时也是跨学科合作能否健康成长的重要风险因素。

　　大学内部是否有充足的能够胜任跨学科研究的关键科研人员，是否具备将关键科研人员汇集到跨学科合作计划的组织策略与激励机制，是在明确了跨学科研究课题后的风险管控的关键任务之一。当上述风险因素出现并开始放大时，将导致现有跨学科合作研究项目成长速度减缓，影响到大学总体的跨学科合作研究计划难以吸引到更多的新成员加入，最终使总体研究计划缺乏持续性和吸引力。

　　跨学科合作在成长期的风险形成具有显著的科研人力资源风险特征：①随着萌芽期已经从各学科抽调走关键科研人员后，后续已经无力给跨学科合作课题提供更直接的关键人力支持。如果不能通过间接性的科研人力资源开发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跨学科合作必将被局限在小规模和短期的研究状态之中。②建立直接和间接的科研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关键是大学是否建立起更具适应性的组织体系和政策机制。如果大学内部难以迅速推动对外部研究人员引进、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博士生招生政策的调整，那么跨学科建设很难形成具有及时响应的间接人力资源开发政策。③在上述两个风险因素之外，还存在着由于跨学科合作研究在萌芽期取得一定效果，导致跨学科领导人出现盲目乐观而急于扩大合作规模，导致跨学科研究难以持续取得更具竞争力的创新水平。

　　上述3种风险形成模式经常独自产生，但又迅速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形成更为复杂的跨学科成长失效现象。当跨学科研究缺乏持续取得创新竞争力时，大学领导层对跨学科研究计划及其团队的认识和支持将开始衰弱，可能引发大学领导层或跨学科研究资助者对整个计划或项目实施转型式干预,导致跨学科研究合作不得不从成长期跌落入萌芽期。

（三）成熟期风险形成机理

　　跨学科建设成熟于跨学科知识的系统化过程。通过跨学科研究获得的原始创新在多学科加入下得到迅速扩散，形成了具有跨学科效应的跨学科知识创新场，也带动各参与学科的应用性创新。通过跨学科研究的系统化推进，大学总体的学科整合水平得到提升，相关学科的资源投入向跨学科研究集聚度显著增加。跨学科合作进入成熟期阶段，通常意味着大学已经在知识性风险和组织性风险两方面形成了相应的管理机制并取得一定成效，因此这个阶段最重要的风险来自于网络型风险的形成和传导。

　　在大学跨学科合作诞生阶段和成长阶段，网络成长的自增强机制促进大学跨学科合作规模快速扩张。但随着跨学科合作网络扩张，新的跨学科研究计划或科研资助缺乏对参与人员的吸引力，大量合作研究人员退出，网络规模变小，大学跨学科合作的内部隐性知识富集度和显性知识整合度不足，同时可能诱发网络性风险。比如，科研资助数量增加但单项资助额度减少、一些新开辟研究方向出现重大受阻或失败，都可能诱发跨学科合作危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各学科参与者之间的学术优先权竞争压力上升，在同一所大学内在的学科评估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整个大学跨学科合作陷入“网络式扩张崩溃”。

　　除了总体上的网络扩张风险之外，还存在两种个体行为衍生的网络性风险。跨学科合作建立在更丰富和充分的知识共享基础之上，来自个体行为层面的“搭便车行为”、机会主义、类同氛围等可能不利于形成可持续的知识共享机制，不利于合作网络的生长和更新，容易加剧大学跨学科合作的衰退或失败，对结构性风险形成增强效应。与此同时，随着跨学科合作网络从课题计划到项目完成，实际上伴生着总体隐性知识供给减少并且研究人员逐步同质化的知识转化过程，导致跨学科合作网络内部的知识多样性和组织多样性开始衰减。

（四）衰退期风险形成机理

　　科研合作衰退于研究计划完成之时，跨学科合作研究也不例外。随着跨学科合作研究从隐性化阶段进入系统化阶段，大学教师开始探索新的科研方向并争取新的科研机会，部分学科团队开始陆续退出原有科研项目。部分合作者转向本学科研究领域，部分研究人员开始进入将原始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知识转化阶段，使跨学科组织面临着“不转型即解散”的境地。在这样的跨学科合作衰退期，跨学科合作团队知识转移能力日益增强，但隐性知识整合与显性化能力开始衰退。衰退期的组织整合和知识整合的内源力已经开始下降：内部知识资源或内部科研人员都以大面积震荡的方式衰减，外部科学竞争优势增长导致本地跨学科知识网络影响力下降，内部人员流失会导致本地跨学科知识网络波动，两者都直接指向多学科间的知识结构关系已经逐渐失去竞争力和稳定性，最终导致跨学科合作受到关键干扰或出现重大波动。

　　更严重的衰退期风险出现在主导学科本身陷入隐性知识过度开发而缺乏持续性的情况下。当主导学科通过持续供给其他参与学科以新的合作研究机会，同时也在加速自身隐性知识资源的转化，在经过合作研究周期后其自身隐性知识资源减少。此时主导学科开始出现增长性风险并难以继续向其他学科提供新机会。而其他学科由于过分依赖于主导学科，导致其自身开发隐性知识能力不足，迅速进入衰退。对于大学来说，主导学科的衰退、大学跨学科合作的衰败可能使整个参与学科群体陷入长期萧条和不景气，诱发大学总体性的学科发展周期性风险。

四、关于大学跨学科建设的风险管控对策与建议

（一）跨学科研究计划与启动对策

　　创建跨学科团队或制订跨学科研究计划正在成为世界各国大学学科创新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但是必须合理构架跨学科合作的学科基础和知识基础，关键是要把跨学科合作建立在正在凸显竞争优势的新兴知识网络基础上，要选择那些更具知识富集研究优势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和学科交叉研究领域，因为这些研究领域本身就有知识创造机会优势，而且能够在短时间内容纳下更多活跃的研究部门或团队，这是保持跨学科合作长期繁荣的“知识基础”。

　　基于主导学科的跨学科研究计划是比较典型的，因为存在一个主导型的知识供给学科，更容易吸引其他学科的加入，但也因此更容易养成其他学科的“搭便车”行为，导致在跨学科合作周期中的风险性日益增加。因此要注意引入、培植和知识共享相匹配的原创协同学科并注意适度拓展工程型学科，形成更具双向知识供给甚至多向知识供给的跨学科合作关系，建立更具持续性的知识共享互补关系。目前，比较成功的大学跨学科研究合作既有大学政策推动的产物，也有大学教师自发形成并培育的，关键是以跨学科合作的方式来建立必要的跨学科性知识创新网络为手段，以实现更具科学发现优先权竞争力为共同目的，并且持续深化更为复杂多样的跨学科合作知识创造活动。

（二）跨学科合作发展与推广对策

　　大学推进跨学科合作研究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在新兴领域取得规模性学术优势，客观上要求在跨学科合作研究领域经过萌芽期的成功检验后，通过科研计划的深化和科研团队的组建以迅速取得规模优势和水平优势。在这个阶段，扩大跨学科合作研究规模是应有之义，但更关键的是要避免形成对主导学科或新兴学科的过度知识依赖，避免将所有的资源过于集中在某个主导学科上或某些关键成员上，要保持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开放视野和多样化项目团队机制，避免将跨学科资助经费投入到过于狭窄的研究领域，或对某个方向形成集中投入。通过专项种子基金来培育跨学科研究项目，引导跨学科项目团队通过前期研究获取更具竞争力的外部科研资助，形成从内部种子培育到外部研究孵化的良性发展机制。另外，继续引进新的隐性知识及其研究人员群体加入跨学科研究计划中，继续深化发现和扶植新的跨学科研究项目或课题，对于促进学科发展多样化也是必要的。

（三）跨学科合作完善与转型对策

　　跨学科合作进入成熟期的关键标志是跨学科研究群体缺乏更具吸引力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以及通过合作探索新问题的意愿开始消退。在这个阶段，最大的问题是管控大学对跨学科的研究人员网络、科学信息网络和知识共享网络的管理惯性，解决大学在整合与吸引更具互补性的相关资源方面的能力失灵现象。陷入这种状况的大学，必须从三种风险要素出发开展系统管控，既要解决好跨学科研究人员隐性知识不足的问题，也要解决好跨学科研究领域固化的问题，更要解决好研究网络本身的动态性不足的问题。要通过从外部引进研究人员，招收跨学科研究生及博士后研究人员，加强校际和同行合作，来促进跨学科研究人员方面的多样性建设。要重视加强跨学科研究领域战略规划工作，持续改善跨学科战略专家组成的多样性和规划机制的层次性建设，不断改善和扩大跨学科问题来源与确认的探索性机制，持续建设以问题挖掘引领跨学科研究计划的常态机制。要持续提升或重建跨学科合作团队的学习能力和调整措施，实现知识网络进化，促进跨学科合作转型，从而延长跨学科合作的生命周期，继续开发跨学科合作的活力。如果能够通过引进研究人员并开发新的跨学科合作需求，催生出新的潜在跨学科研究领域是最理想的。

（四）跨学科合作调整与转向对策

　　处于衰退期的大学跨学科合作是个棘手的问题，要使其复苏非常困难，多数情况下进入衰退期就意味着大学跨学科研究计划开始成为“低效区域”。不过，有些努力可能是有效的，比如学科区位转移（把跨学科中知识资源转移到相邻学科）、开辟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比如更具潜力的横向学科领域）、引入新的研究人员及其知识（如探索并组建新的跨学科研究团队）、对跨学科合作研究重新计划等。斯坦福大学BIO-X跨学科研究计划就注重持续推进跨学科研究的重新规划、新的研究人员引入和从多个学科中征集新的跨学科合作构想，实际上通过对内部的跨学科研究团队成员保持组织柔性设计来不断更新人员，通过对其他相关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建议来持续生成新的跨学科研究计划，形成规模化的跨学科合作研究项目机制。这些措施为不断成熟与衰退的生物跨学科持续带来新机会，尽管在个体上每个跨学科研究项目都有从创建到衰退的过程，但通过研究人员的持续流动和新项目的持续推进，形成了一个总体上保持活力和成长的跨学科研究群体。正是通过建立持续创新与转型的跨学科研究合作行动，斯坦福大学基本形成了在生物学研究领域的持续竞争优势。

　　大学跨学科研究合作存在生命周期，但是它并不必然走向衰败，关键是如何构建并发挥大学跨学科合作群体内的知识创新网络优势。这种优势源于大学内部多学科之间的知识网络整合，尤其是要在跨学科合作的关键成长期和成熟期，大学要积极引导相关学科主动参与跨学科知识网络建设与维护。从根本上说，关键是要发挥大学跨学科合作网络（关系）优势，在大学内外部突破传统的学科边界思维，促进各学科、研究人员甚至外部同行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科研合作网络关系，积极参与并扎根于跨学科合作知识网络建设。对于大学跨学科合作长期发展共同面临的战略问题，要通过集体力量来深入协调并科学决策，最大程度地发挥跨学科合作网络对各学科资源吸附、整合能力强的竞争优势，才能真正发挥跨学科建设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中的战略驱动力作用。

　　黄超，哈尔滨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杨英杰，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7年第5期第55-61页